好书推荐:深入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7本政治好书

摘要: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进步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转型的标志是:中国社会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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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进步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转型的标志是:中国社会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等等,今天,推荐书小编为大家找来了深入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7本政治好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吧。

裴宜理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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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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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17日,基辛格《论中国》在美上架时,距他88岁生日仅10天。这位1971年便秘密访华,先后50余次来到中国,与几代领导人有着“深入交往”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直到四十年后才首度撰写关于中国的专著。从“毛泽东的革命”,到“‘不倒翁’邓小平”,到“又一次和解”的“江泽民时期”,虽然于历史而言,任何还原都只是局部,但这位中美建交的关键人物,用近半个世纪的时空之笔,为试图了解中国的读者提供了亲历、见证、观察的多维度参照。或许,书中之“论”尚未力透纸背,但文中之“思”足已由微见著。

  

2《共同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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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处一个剧烈变化的中国,面对一个全球化与多元化同时发展的世界,在‘文化’之争、‘主义’之争与‘部门’之争中,我们应当如何定位、如何把握自己和社会的命运?”在作者看来,这共同的底线不是什么共识,不是左右派各自坚持的“公平”与“效率”的折中调和,也不是什么寻找“既非自由放任,也非福利国家”的第三条道路,而是要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

  这是一本不同凡响的书。于建嵘博士这本关于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新作既是深刻严谨的学术专著,又是引人入胜的游记;既有一针见血的报道,又有感同身受的诠释。数年来,于建嵘潜心研究安源工人,在搜集分析文献资料的同时,做了大量实地调查。另外,他本人成长于安源附近的湖南工人阶级家庭。因而,于建嵘既有浓厚的理论兴趣,又有真挚的感情投入,这罕见的组合造就出卓绝的学术研究。本书资料全面翔实,分析鞭辟入里,深入浅出,感人肺腑,不仅必将引起学术界和政治家的高度关注,对普通读者也一样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3《小镇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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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叙述,生动展现了农村基层政权以及村、组织和农民个体多方面多层次的工作和生活实态,人物鲜活、情节曲折、可读性强,同时又对描述的对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是对当下中国农村的不可多得的“深度描写”,也是一部有一定思想冲击力的学术著作。

  在学术层面上,于建嵘的研究作出了为数不少的重要贡献。从实证的角度看,他提供了关于安源工人所处的不断变化着的外部环境的丰富历史记录——从1922年的大罢工到今天的退休工人的抗议活动。从分析的角度看,他解构了“工人阶级”这一概念,揭示了工人内部的分野——告诉我们这些工人在雇佣、工资、福利等方面的状况相当不同。而这差异也并非仅仅基于时间,也因工种的不同而参差不齐。

4《岳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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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村政治》其实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的的博士论文。于建嵘通过对岳村这一典型化的农村进行的研究,加上与县域、乡镇研究的联系,试图探索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变动的一般规律。其扎实的材料梳理了农村百年权利变迁,从最小的社会单位开始解剖中国这个宏达的命题,值得一读。

  于建嵘并没有把他的调查工作限制在劳动者的客观状况之内。与伟大的英国劳工史学家E·P·汤普森
(E. P. Thompson)
一样,于建嵘也对工人阶级生活的主观方面给以同等程度的重视。在他探讨的工人阶级心理的诸多引人入胜的侧面之中包括工人中广泛存在的对整个毛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怀念之情。尽管工人们承认,在毛之后进行的改革之下,他们的生活水平在客观上得到改善;然而他们仍然怀想那些他们曾享有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更大的社会尊重的年代。在安源这样拥有影响深远的革命历史的地方,诸如这样“向后看”的感触可能至少会比在中国的其他工业企业那里更为彰显。无论如何,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安源成为了启程进行“新长征”的红卫兵们的朝圣之地,因此声名远播。今天,已经没有多少革命传统中的遗迹还依然保留;即使那些仍然存活着的,比如安源消费合作社,已经在工人们的眼里成为剥削而非福利性质的。工人们深深的失落感——且不论表面上增加的收入——凸显出客观的经济状况和主观的政治意识之间的裂痕。正如詹姆士·斯科特
(James
Scott)和其他研究抗议和反抗运动的理论家们已着重指出的那样,社会不安源于愤怒和对社会不公正的感知,而不仅仅是客观的经济环境。因此,于建嵘在安源的工人之中发现的这种怀旧之情不仅仅在学术上是有趣的,它们同样具有政治和政策上的意义。

5《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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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的年代,在那个年代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这本访谈录,选取的人物包括北岛、阿城、刘索拉、李陀、陈丹青、栗宪庭、陈平原、甘阳、崔健、林旭东、田壮壮、分别属于诗歌、小说、音乐、美术、电影、哲学及文学研究等领域。作者查建英作为那个年代的参与者,以一个纽约客作者的敏感,抽取了相关领域至今仍有讨论价值的热点话题,反省过去的年代,分析现实的可能,并对时代与个人的局限进行了坦诚的交流。(好书推荐尽在:www.xiaoshuozhu.com)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于建嵘的研究是建立在娴熟掌握西方和中国学者的既有文献基础上的。但这绝非简单地把流行的学术路径加以应用。于建嵘并没有仅仅把抽象的概念和模式套用到他的研究对象上;相反,他让安源的工人们为他们自己说话。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主观世界的珍贵而振奋人心的第一手观察。

6《革命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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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我们处在官方语言所称的“社会转型时期”,没有革命年代的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却有血泪、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个人与国家,要往何处去?就在这喧哗的、实利主义的年代,作者高华守着某种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陈词滥调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责任”等,开始摸索着观察、研究逝去的年代。

  我们从矿工们对他们自身的态度和行为的叙述之中可以知道的事情之一就是他们对其子女的福祉异乎寻常的重视。是否参与集体行动的抉择,可以反映他们对参加这种行动会不会对他们孩子的前途产生影响的考量。社会科学中流行的冲突政治理论,深受西方对于个人理性选择的重视,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家庭纽带和情感的重要性。然而,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而言,幸运的是毛泽东清晰地认识到家庭纽带在矿工生活中扮演的中心角色。正如于建嵘的记述所展现出的那样,毛泽东用以动员1922年罢工的战略的第一步就是派遣李立三前去为工人的子弟建立一所学校。通过到上学的孩子们的家里进行夜访,李得以取得工人的信任和支持——这些工人后来成为安源党组织,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工人党支部的核心骨干力量。这种亲族关系纽带不只是农村生活的一种传统特征,它并没有象我们所断言的那样,很快会被与工业化相联系的个人主义所取代。如于建嵘的访谈所揭示的那样,今天安源的工人在决定是否参加争取退休金的抗议时,首先考量的仍是自己的选择对子女的影响。

7《权利与相互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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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相互依赖》构造了一种看待世界政治的途径,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经济、政治以及制度化合作的模式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保留了现实主义对力量和利益的重要地位的认同。对21世纪的中国学者,公民和决策者而言,本书确实提供了第二副眼镜,透过这副眼镜我们可以更清晰,更好地专注于认识复合相互依赖,相互依赖与权力相结合的更为宽泛的模式。

  这项研究清楚地揭示不能把工人理解为孤立的个人。决定他们政治倾向的关键因素在于他们与他人的关系。亲族关系只是工人身处其中的诸多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正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指出的那样,“阶级”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人们只有在与其他社会集团的互动之中才发展出阶级的观念。于建嵘的书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三组这样的重要关系中来:工人和农民的关系,工人和干部的关系,以及工人与关注他们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

  基于在农村进行的大量田野工作,于建嵘能够对工人和农民进行富有启发意义的比较。很多接受他访谈的矿工的家庭仍留在农村(在湖南、湖北以及江西),他们自己也是走动于村庄和煤矿之间。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可以清楚地感知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悬殊差别——这种差别是在一个声称代表产业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这种阶级差异给过去一代的中国工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比如,安源工人不无沮丧地回忆说,在毛时代,他们想要在邻近的农村地区找一个理想的妻子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然而,现在由于改革措施威胁到了产业无产阶级的铁饭碗,加之共产党对其代表对象的更广泛定义,曾经与农民相比较享有特权地位的工人阶级的优越性正在迅速消失。一些受访者更认为,现在实施的“承包”与过去的“包工头”并无区别。从传统上说,正是包工头们把村庄里的农民招收到煤矿成为临时工人的。考虑到1922年安源罢工正是由于滥用这种旧的包工制度而激发,这一指责是颇具鼓动性的。尽管干部们仍坚持传统的招工办法和现行的承包体制之间存在着客观差别,但在决定工人的反应方面,主观感受可能比客观事实更为重要。如果今天的工人再一次把他们自己看作等同于农民的社会群体,而非共产主义革命的特权受益人,这种认识的政治影响可能极为深远。事实上,工人和农民之间紧密的相互联系是20世纪20年代安源的重要特征,也非常有助于解释“红色安源”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那时,由于亦工亦农的安源矿工的机动性和缺乏工作的安全感,才促成了他们渴望跟随毛泽东去井冈山,并成为新生的红军的核心组成部分。

  工人和干部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本项研究的另一个中心议题。于建嵘在研究过程中结识的许多干部都令人印象深刻。显然,他们深深地关心着煤矿工人并为他们的安危利益不倦地工作着。但既便如此,横亘在工人和干部之间的鸿沟却依然明确无误在工人的访谈中得以表达出来。最引人注目的是许多工人描述的毛时代的干部和今天的干部之间的反差。他们认为,今天,干部可以被定义为那些有能力搞腐败的人。此外,和毛时代安全的铁饭碗比较的话,今天的干部拥有决定谁保留工作谁应下岗的权力。一些工人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言把毛之后的改革描述为一场“夺权”——其间干部们牺牲工人阶级而取得了控制权。他们坚持说,工人阶级的尊严已经因为依赖取得干部的庇护而大大削弱。这种依附关系与革命前工人对包工头的依附十分相近。同样,这种对毛主义的“黄金时代”的看法,即使对安源而言也不是全部准确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它对于其他没有安源这样的“革命业绩”的企业而言更为不适用。安德鲁·沃尔德(Andrew
Walder)关于毛时代工厂的权力关系的总体研究强调工人对于干部恩惠的高度依附。他将此命名为“共产主义新传统主义”。尽管如此,今天的一些工人把他们与国家关系的总体恶化归咎于毛之后的改革,肯定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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