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砺40年 滨州市图书馆真正成为“全民大书房”

缅怀一个人有许多种方式,没有人说得出哪一种方法最好,恐怕连逝者本人也说不出。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市图书馆建馆40周年。

我现在想要讲的,或许是你们从未听说过的最奇怪的一种。

作为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地市级图书馆,滨州市图书馆是靠友好单位赠书赠报起家的。经过40年的发展,如今,它已从老城区的市民记忆变身文化新地标、市民大书房,从借书卡、索书单发展到身份证式阅读,从纯手工到自动化再到智能化,服务对象越来越多,服务效能越来越高。

我的父亲是一名图书管理员。许多年前,当我还小的时候,他经常把我带到他上班的地方,让我跟那些散发着灰尘气味的旧书做伴。或许因为这样的耳濡目染,我从小就对那些纸质书有一种亲近感,哪怕没有别的娱乐方式,也能捧着一本大部头津津有味地看上一整天。我成了一个性格孤僻的书呆子,不喜欢社交,也没有什么朋友。大学毕业后,我回到故乡小镇,去父亲工作过的图书馆里上班。那感觉是如此自然而然,就好像一本书按照书脊上的编号,找到了架子上属于自己的那个位置。

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建馆40周年节点,市图书馆在5月份推出了“我与图书馆共成长”主题征文活动,在6月份举行了“我看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成就”老干部专题调研座谈会。

图书馆的工作很清闲,在电子化阅读的时代,热衷于泡图书馆的人已经寥寥无几。我像一个守墓人一样,照看这些无人问津的书本,偶尔接待一下前来“扫墓”的人,却不用与他们多说一句话。

下面,就让我们借助一代代滨州阅读者的珍贵回忆,一同探寻40年来滨州市图书馆的发展变迁以及蕴含其中的阅读故事。

博尔赫斯曾说过:“上帝在克莱门蒂诺图书馆的四十万卷藏书中某一卷某一页的某一个字母里。我的父母、我的父母的父母找过那个字母,我自己也找过,把眼睛都找瞎了。”我不信上帝,但有时候也觉得自己像是在寻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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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秋雨绵绵的午后,图书馆收到了一批赠书。我翻开一本,看见扉页上一枚小小的红色藏书印,便知道又有某一位嗜书如命的老先生去世了。我将这些书整理登记,编撰条目,贴上索书号与条形码,擦拭灰尘,一层层码放整齐等待上架。

开馆最初,家底是惠民地区几家单位和省图书馆的赠书及报刊合订本,后来乍启典先生又捐赠和绘制29幅精品书画

一口气干了两个小时,我累得头晕眼花,决定停下来休息一下。烧水泡茶的间隙,我随手从书堆最上面捡起一本薄薄的小书,翻开一看,是一本诗集。

滨州市图书馆原称惠民地区图书馆,筹建于1973年,征地4.8亩,1976年3月开始动工,1978年竣工,馆舍面积1902平方米,1979年元旦正式对外开放。

我读了起来,从第一首诗的第一行第一个字开始,我就依稀感觉到,自己像是找到了一直在找的东西。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我细细咀嚼那些诗句,像饿了太久的人手捧琼浆玉液,舍不得一口咽下。

建馆初期,全馆共有工作人员13人,分为行政、借阅、辅导、采编四个组,1979年底又将借阅组分为外借室、阅览室两个部门。1984年8月机构改革,将原来的业务部门调整为“四部一室”,即办公室、辅导部、外借部、阅览部(包括儿童阅览室、报刊装订室、资料室)、采编部。

那些诗来自一位我从未听说过的诗人,关于她的介绍只印了寥寥两行,连张照片都没有。只知道她用笔名写作,真实姓名不详,死于二十年前,年仅三十一岁。在诗集中间,我发现了一张图书馆的索书单,索书单上写有书的名字和一个借书证号,笔迹工整有力。我将相关信息输入电脑中查询,发现借书人曾经是这座图书馆的常客,却有好几个月没来了。但借书人的借还记录中并没有这本诗集,因为在此之前图书馆里根本就没有这本书。

市图书馆退休职工孟淑芳回忆,开馆筹备时,地区文化局赠图书2000册,滨县图书馆赠送图书10000册。开馆后,省图书馆又赠送《渤海日报》《大众日报》《人民日报》等合订本511册。这就是图书馆最初的家底。

为什么图书馆的索书单会夹在私人藏书中,又为什么会在绕了一大圈后回到这里?单子上的借书人是谁,与老人是什么关系?又或者他们其实是同一个人,只是用了不同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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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的人究竟是谁,长什么样子,曾住何处,过着怎样一种生活?

上世纪90年代,市图工作人员走上街头为市民服务。

我找不到答案,只能反复地读,像鱼潜入水底。诗人和她的诗变成我黑而幽深的梦境,隐藏住所有秘密。

另外,在1979年前后,画家乍启典为图书馆捐赠和专门绘制了29幅精品书画。书画主题主要是迎客松、黄河大桥,其中迎客松是乍启典先生自己在泰山的写生画。此外,14位古代科学家画像个个形象逼真,每一幅都彰显着“科学就是力量”主题。2004年,市图书馆重新对这些字画做了修复,已经82岁的乍启典先生又补充了提名和落款,这些书画如今已成为市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三个月后,当第一场冬雪悄然落下时,我竟然见到了那位借书人。他四十多岁,中等身材,面庞清瘦,衣着朴素。当我在借书证上看到那串熟悉的数字时,激动得差一点叫出声来。但图书馆内的寂静提醒着我,让我咽下了呼喊。

市图书馆老建筑是当时北镇仅有的几幢楼之一,那是一座灰色的三层楼房,一楼、二楼接待读者,三楼办公。据1992年进馆工作的赵妹环回忆,当时的市图书馆“楼道里黑咕隆咚的,借阅室的地面是塌陷的。冬天早上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生炉子取暖。”

我用监控设备偷偷观察他的行动,看他像个幽灵般在走廊与楼梯间穿行。我看着他走进空无一人的旧报刊区,从架子上找出装订在一起的报纸,小心地摊放在桌上,一页一页慢慢浏览。突然间,监控器里的借书人抬起头来环顾四周,盯着摄像头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巧妙地挪动坐姿,让身体挡住面前的报纸。几秒钟之后,他把报纸翻到下一页,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但在那短短一瞬间,我确定他干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

开馆后长达20多年时间里,图书馆一直实行封闭式读书卡借阅模式,直到2002年才实现全开架服务

闭馆之前,借书人来到我桌前,将那本薄薄的诗集轻轻放下。我刷了条码,却不着急立刻递还给他。那一瞬间,对谜团的好奇心占了上风,我决定打破沉默,冒险与陌生人说话。

“开馆之初,借书证是免费发放的。实行封闭式借阅,读者靠查阅目录获取图书的相关信息,然后填写索书单,工作人员根据索书号到书架上取书,再办理图书借阅手续。目录是由卡片组成的,卡片上著录有分类号、种次号,书名、作者、出版社等信息,用钢板、蜡纸刻好,再用小刷子沾着油墨刷出来,一种书要刷7张卡片。工作很繁重,有时一本书得找半天。”孟淑芳说。

“你喜欢这些诗吗?”我问。

当时,封闭式借阅意味着工作人员需要不断介绍分类体系,做大量的辅导工作。甚至有些年长读者耳背,工作人员就用纸笔与他们交流,主动推荐书籍,贴心的服务让图书馆赢得了读者的好感。这种封闭式读书卡借阅模式延续了很长时间,直到2002年,市图书馆才实现全开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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